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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帝带走了这些人,这三位绝对不可不知

时间:2019-07-17 来源:熊猫流量小王子

朱言按:本文涉及的三位人物皆是2018年去世的,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要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

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

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哼唱这首儿歌。这是1957年的电影《护士日记》的主题曲,片中主唱就是女主角扮演者王丹凤。这部电影在当时非常火,甚至影响到男青年的择偶标准,女护士一时间炙手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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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日记》海报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王丹凤是谁,香港歌星罗文在回忆幼时在广州读小学的时光时曾说:

我从前在广州念小学的时候,班上分成两派。一派迷王丹凤,另一派迷王晓棠。我是王丹凤迷,我的偶像就是王丹凤。

如果说对于美女的定义不好下,那么王丹凤的容貌就可以作为对这个词汇最好的注脚。一贯挑剔,而且甚是毒舌的张爱玲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称赞王丹凤美:“宁波人漂亮的多,如王丹凤,我想是沿海史前人种学关系。”

生于1924年的王丹凤,于1941年被导演朱石麟发现,年仅17岁的她开始步入影坛,不久就以《新渔光曲》中的渔家女角色而声名鹊起,被被影界称为“小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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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

很多梳理王丹凤电影生涯的文章似乎都不会去提及那部拍摄于1944年的《春江遗恨》。这部电影的投资方是1943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其中日本映画配给社占25.5%的股份,日方主持者是日本著名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中方负责人是上海闻人张善琨。此时的上海早已沦陷数年,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是这座东方魔都的名义统治者。

这部《春江遗恨》的拍摄目的是宣扬所谓的中日亲善,挑起中国人对欧美的仇恨:

在大东亚战争日益严酷的今天,没有任何事比日华联合更有必要、更切身的了。这已不是理论、到了实践的时刻了。我们日本人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人的心,要让中国人知道真正的日本,从灵魂深处相信日本是可以信赖的,当务之急是要暴露并让他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鬼畜的本性,以铲除崇拜英美的感情。······

王丹凤在影片中扮演的是女二号桃花,太平军将领沈翼周的妹妹,也是影片中高杉晋作和沈翼周结识的媒介。日本人的英雄正面形象和英美鬼畜的龌龊卑鄙,正是通过沈家兄妹的遭际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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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遗恨剧照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部《春江遗恨》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精日”电影。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上海司法机关曾对《春江遗恨》中的所谓“附逆”艺人传唤问讯,女主角李丽华和王丹凤一时间成为舆论指摘对象,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因为中国政局变幻莫测,内战到了关键时刻,“或明或暗,国、共双方都想赢得文艺界的支持,拿几个女演员做替罪羊,对谁都没什么大的好处。”

经历风潮之后的王丹凤在今后的电影生涯中非常重视政治正确,爱国进步成为她的符号标签。1946年,在国泰电影公司的主旋律电影《民族的火花》中,王丹凤展现了一位忍辱负重的抗日女英雄形象。

1948年,王丹凤与很多艺人一样,怀着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惶恐,去了香港。在港期间,王丹凤在长城、南国等影片公司主演了《无语问苍天》、《琼楼恨》、《方帽子》等十几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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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

1950年11月,逡巡已久的王丹凤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到了她艺术生涯的起点——上海。追求政治进步的王丹凤,似乎是要与过去的岁月决裂了。正是王丹凤回到上海不久之前,那位曾经赞美过她美貌的张爱玲却对新时代有了强烈的不适。1950年7月24日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风华绝代的旗袍才女张爱玲与周遭灰蓝中山装相比之下,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时代,上海早已不是她们熟悉的那个城市。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前扫街的照片刊登在沪上很多报纸上。时代真的变了,变革的力量渗入骨髓,王丹凤们表现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1962年春天,王丹凤出演喜剧片《女理发师》女主演,与以往娇美柔弱的上流社会女性形象不同,王丹凤诠释的是一位新时代的劳动女性,这对于她个人而言似乎又是一个谶言,预示着日后人生的某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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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

1961年,王丹凤与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等22人一同当选为“新中国人民演员”,坊间称为“二十二大电影明星”,这算是新时代给与旧人物最高的认同。

形势毕竟比人强,史无前例的年代到来之后,无论如何紧跟,也难以避免被洪流吞没。“好学深思,文思敏慧”的文艺女星王莹曾经与一位艺名叫蓝苹的女星竞争“赛金花”一角,这件事决定了她日后的噩运。

同样名列“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上官云珠与王丹凤一样是旧人物入新世界,同样努力调适自己。1956年1月10日,伟人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亲切接见了这位昔日上海滩红星。伟人的光辉照耀了许久,但是1968年11月23日,美人纵身一跃,终究香消玉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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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

相较于王莹、上官云珠等人,一贯谨小慎微的王丹凤在那个年代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小的。浩劫之后,王丹凤的电影作品不是很多,于1982年便正是息影。1992年,参透世事的王丹凤与先生柳和清携手赴港,创办功德林上海素食馆,在夫妇二人的潜心研究下,饭店扬名香港美食界。看透即是风轻云淡·······

2.

正当王丹凤伉俪赴香港创办功德林的这一年,她的浙江同乡查良镛将毕生心血《明报》出售给商人于品海,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重圆他那个被小说创作耽误的学者梦。

创刊于1959年的《明报》原本只是面向香港小市民生活的小报,在创刊的第一年,销量只在千份上下起伏,亏空严重。若无金庸的《神雕侠侣》连载支撑,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

1962年,受内地经济建设狂热主义影响,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金庸的《明报》却大声疾呼,关注大陆难民。因为有如此时政的敏感性,《明报》的发行量由万余份飙升到4万份,其真善和勇敢的形像,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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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1966年,大陆政治形势突变,也慢慢影响到香港。在1967年的“六七暴动”中,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被所谓激进“左派”列为暗杀头号目标人物,金庸名列第二,诨名“豺狼镛”。1967年8月24日,林彬在上班途中遭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暴徒伏击,被烧成重伤,送院后不治。

金庸为何会成为香港“左派”切齿痛恨之人呢?只因在“六七暴动”期间,金庸主持的《明报》坚决反对左派过激行动,抨击他们“将爱国一词窃为己有”,“凡是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

毕竟还是慑于暗杀威胁,金庸在林彬被杀不久之后避居国外,并开始撰写《笑傲江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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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动

江湖并不比庙堂简单,却有着比庙堂更为血腥的权斗方式,当江湖成功转型为庙堂,又会将丛林法则带入本该有一定底线的庙堂。

《笑傲江湖》中的任我行,原本是个具有“奇理斯玛”(charisma)特质的领袖,而且他对于日月神教应该是个有过不世之功的人,恐怕是在关键时候挽救了教。任我行的杀手锏本事是吸星大法,还有从华山抢来的《葵花宝典》残本,另有独门暗器“黑血神针”。

任教主在黑木崖上就是绝对的王,但是他并不满意仅仅当神教的王,更有雄心去剿灭五岳剑派,解放被那些所谓“正派”压迫迫害的江湖人士,让日月圣旗高高飘扬在华山之巅。

任教主是不世出的领袖,深受教众爱戴。出身贫苦,很早就投身圣教伟大事业的东方不败靠着赫赫战功成为圣教的副教主。歌颂任教主、赞美任教主,这就是东方副教主最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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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

最终,野心膨胀的东方副教主终于出手。黑木崖上发生了一场政变,东方副教主成了新的当家人,任教主则成了西湖梅庄的囚徒。

天要其亡,必使其狂!与其说是东方教主阴谋得逞,不如说是任教主以身为饵,当然代价有点太大了。东方不败如愿以偿,拿到了残本《葵花宝典》,自以为可以成为武林至尊。哪里想到,这正是任教主的后手,任老先生设局令东方不败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

原本就缺乏威望的东方教主,只能依靠吹牛拍马、自我膨胀来建构他那虚弱的领袖地位。什么“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东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喊得久了,自己也就信了。

邪教如此,五岳剑派的左冷禅、岳不群不也如此吗?被权力异化的灵魂大都有太多的一致性。

1980年5月,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写道: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其实老爷子早已洞悉中国历史的密码。

3.

还是在那个1992年,作家郑渊洁在长篇童话《蛇王阿奔》里,就描写了一个阿奔与某气功大师的徒弟比拼的场景,双方比拼“功力”,看谁能把三斤米饭送进对方的肚子里。这个童话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气功热,而提及这轮狂躁,就不得不提到那位传奇了本溪工人张宝胜了。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上惊现一篇文章《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字的儿童》,12岁的四川乡村小学生唐雨便以耳朵能认字闻名全国。这种有悖于科学常识的事情,在当时被称为“非视觉识字”。除了耳朵之外,还有胳肢窝认字、脚板底认字等等奇谈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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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识字的男孩

令今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的很多科学界人士加入了这场狂热之中。上海大学办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1979年12期还曾经刊发过大足县当地的《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最后的结论是:

唐雨的耳朵能辨色认字,是客观存在、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人也否定不了。至于唐雨的耳朵为什么能辨色认字之类的问题,有待于专家、学者继续探讨,深入研究。我们的责任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情况。

所谓的“非视觉识字”盛行之时,一个叫张宝胜的辽宁本溪铅矿勤杂工被传出会用鼻子嗅字,不久声名鹊起。张宝胜甚至以此“异能”赢得了广东籍某老帅的青睐,竟然登堂入室。1983年6月,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勤杂工被调入国防科工委507所。

张宝胜堪称上世纪80年代的奇迹,他的“异能”被高层人士追捧,被吹成"神人"、"中国圣人"、"国宝级气功师"、"活佛菩萨",甚至还享受到了专车、专宅、专职服务员的中央领导级的待遇。张宝胜的拿手本事是所谓的“隔空取物”,譬如说面对一个装着药片的瓶子,他可以不打开瓶盖,纯用意念取出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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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胜

1987年1月16日,已经是507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张宝胜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去北京广济寺做现场表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对张宝胜深信不疑,还说:“我们佛教徒要对这些“小事例”作大研究,加深我们对心与色、色与空的认识。”

1980年2月4日至10日,“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由那本《自然杂志》主办的会议。这次会议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现已为公众所证认。

这次会议之后,1980年6月,钱学森赴上海访问了《自然杂志》,表示了自己对特异功能研究的支持,他认为:

从古以来,人没有能动地去发掘人体的潜在能力,今后应该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自觉地发掘人的潜力。所以对中医理论、对气功、对特异功能,都要进行研究,最后都可归结到开发人的潜力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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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胜

在钱学森的支持下,所谓的“特异功能”又被称为“人体科学”。有了举国知名的大科学家的支持,特异功能更是大行其道。在那个年代里,很多现代科技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体科学”、“特异功能”都会有办法。

《特异功能者处理的超导材料热分析研究》、《降神附体风习与催眠术和人体特异功能》、《略谈“特异功能找矿”》这些如今看起来都不伦不类、荒唐可笑的文章题目,在当年可都是正经学术期刊里的科研论文,譬如对于特异功能找矿,论文里有这样一段话:

······就我们二十多次实验结果来看,也足以证明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在场参加实验的人员的感受上也能说明问题。······更使人惊奇的是有位练气功多年的工程师,在特异功能者现场观测矿体时,他也“借光”看到了矿体。······在传统的地质工作中配合“特异功能找矿”,必将使地质工作出现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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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是信息锅

这篇奇文发表于1991年第2期的《地质科技情报》杂志,署名单位是国家教委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在钱学森先生大力倡导人体科学研究的背景下,当时举国上下,很多高校、科研机构都成立了所谓的人体科学研究机构,有关科研项目也有不少。

无论是特异功能,还是人体科学,最终都被铁的事实无情打脸,那是荒诞不经的伪科学与中国传统江湖把戏的杂糅而已。1994年12月5日,国家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要明令禁止有关涉及封建迷信或尚无科学定论,有违科学原则和精神的猎奇报道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的宣传。划清界限或暂时不能定论的内容或活动,应严格加以控制。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这些非理性狂潮有其时代局限性,那么如今这样的一幕又当如何解释呢?难道真的是始于科学,终于玄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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